对于搞科研的人来说，49岁的王源超算是“年轻有为”的。作为国家级人才项目的他，同时还是一位极具号召力的作物疫病团队的“掌舵人”。
在国际同行的眼中，这是一支既“可怕”又“兴奋”的“Nanjing Group”（南京团队）。一项报告显示，近5年，作物疫病领域发表在影响因子10以上学术杂志的18篇论文中，该团队贡献了5篇。他们最近发现的病原菌攻击植物的全新机制“诱饵模式”，作为该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在国际顶级杂志美国《科学》上发表。
团队的研究围绕疫霉菌“攻击”和植物“抵抗”的过程与规律而展开，这块曾经在学科领域内被认为不容易出成果的“硬骨头”，如今被这个团队“啃”了下来。这个12人的队伍中，有3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从冷门科研项目入手，到成为引领国际学术话语热点人物，王源超说，“我们只是将别人坚持不下去的事情坚持了下来。”
结合实践讲出来的东西，自己心里有底气
2008年是王源超研究生涯转变很大的一年。在此之前，给学生上课也难免“照本宣科”。
“我的研究对象是疫霉菌，就是一种病原菌，”他说，“就像人一样，从婴儿期怎么发育、怎么样侵染植物、怎么样致使植物发病。”
由于涉及的大多是植物与病菌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很多学生，特别是本科生，觉得课程内容晦涩枯燥、提不起兴致。
“即便是同行，也劝我不要入这个‘坑’”。王源超介绍，疫霉菌是一类极其特殊的生物，是个冷门，其他模式真菌遗传学的研究手段基本用不上。技术上，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启动疫霉菌的基因组测序，所以遗传转化的研究有很大的难度。研究难、出效慢，加之这类病菌一般不会侵染水稻、小麦等作物，申请经费也不容易。
2008年，云南省爆发了大面积的马铃薯晚疫病，受农业部委托，王源超到云南等地考察。
马铃薯晚疫病，是由疫霉菌引起的一种毁灭性病害，它会导致马铃薯茎叶死亡和块茎腐烂。19世纪40年代，欧洲曾经发生过多次马铃薯晚疫病大流行，马铃薯田大片绝收，上百万人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此后，晚疫病就像是马铃薯的癌症一样从未根绝。
在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王源超站在一处山头，田里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就像大火烧焦过的一样惨不忍睹。”
他看到，当地彝族、哈尼族的老百姓背着竹筐刨地，扒拉出来的马铃薯很多都被晚疫病感染了。拿回去也没用，两三天里就烂掉，只好丢在田里。王源超将染病的薯块带回了实验室，他想，是不是可以从薯块里发现病原菌的“苗头”。
从云南回来后，王源超将一张又一张枯焦染病的山头照片放给学生看，将危害的程度、损失的数据讲给学生听。
“结合实践讲出来的东西，自己心里有底气，学生听得也入神，哪还有什么开小差的学生。”王源超说。
要从根本上防控晚疫病的发生，就需要对疫霉菌怎样侵染植物有进一步的研究。
传统的研究方向是从作物入手，鉴定植物的抗病基因，研究如何“抵抗”。2006年以后，随着国际疫霉菌基因组测序的完成，王源超意识到，可以从疫霉菌基因组入手，研究它都是用什么样的“武器”进行攻击。
2011年，王源超课题组与美国同行合作，发现了疫霉菌在攻击植物的早期，病原菌可以通过分泌蛋白的相互协作，以团队作战的方式破坏植物的免疫系统，这项研究成果以封面文章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Plant Cell（《植物细胞》）。王源超预感，这块曾被奉劝不要乱入的“坑”，将成为一块不可多得的科研“领地”。
这里“空气”特别好
“年轻人不怕吃苦，最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作为“过来人”，王源超将目光投著具备科研潜力的青年学者，既给他们压担子，也让他们有回报。
在王源超团队，项目经费首先向40岁以下、有能力的年轻人倾斜，“老队员”必须招到出色的年轻人才能“同台pk”；优秀的年轻人可以被推荐参加学校的“钟山学术新秀计划”、副教授就能申请博导。
他参照国外实验室的运行模式，大胆改革。他说，团队没有“大老板”、不论资排辈，谁有能力就让谁做实验室主任。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博士，王源超凭借自身魅力网罗了一批“洋”博士。
窦道龙，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博士后，2008年被引进。
董莎萌，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组部青年特聘专家，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项目科学家，2014年被引进。
王燕，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博士，2015年被引进。
陶小荣也是其中之一。
2010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植物分子与细胞系做完博士后研究的陶小荣，面对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邀请，有些拿不定主意。
此时，两年前从海外归来的窦道龙，清楚陶小荣看重的是什么，对他说：“这里‘空气’特别好，你来吧！”
窦道龙说的“空气”是指氛围，特别是想干事的年轻人所看重的氛围。
陶小荣刚来的时候，学院实验和办公空间相对紧张，王源超将自己的半间办公室和一个实验台让给了陶小荣。
“不忙着做决定，先待一段时间看看是否适应。”王源超说。
这话让陶小荣心定了下来，这正是他所期待的环境，一开始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没想到这一待，就是7年。
如今的陶小荣已经是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学院给他配备了两名科研助手和独立实验室，200多平米的实验室可同时容纳20名学生同时工作。
从与王源超共挤一间办公室，到如今带领着自己的小团队，陶小荣经常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他说，“好的团队就是这样，让人停不下来。”
要抬起头来看看路
3月，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卵菌遗传学大会间隙，王源超抱着笔记本，拽住《植物细胞》的主编、德国教授雷吉纳·卡曼，同她比划着——电脑打开的是王燕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王源超与雷吉纳教授一起，在为她的成果评估价值，并凭借期刊主编的经验，提出具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这个领域难出成果、见效慢，这是很多人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可是并非没有‘捷径’。”
王源超所说的这条“捷径”是让青年学者不要只是埋头做实验，要抬起头来看看路，看看自己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层次。这条传授弟子的“真经”是他多年躬耕学术前沿，在日渐频繁的国际交流中所“修炼”来的。
王源超曾5次担任国际学术会议主席，在国际植物微生物分子互作大会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以及康奈尔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和瓦赫宁根大学等国内外著名学术机构作特邀报告30余次，频繁的国际交流让他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话语权越来越重。
2016年初，王源超受邀担任MPMI《植物微生物互作》（美国）的高级编辑，在这之前，虽然已经是PLoS Pathogens《公共图书馆.病原菌》、MPP《分子植物病理学》等多个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的编委，但是被MPMI这样国际上首屈一指的权威期刊“相中”，王源超表示，“之前压根儿都不敢想象”。与此同时，他团队的董莎萌教授，也受邀担任该期刊的副编委。
这样的团队阵容为“队员”们“抬头看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于最新的研究论文，他会让董莎萌等青年教授帮忙进行第一轮修改，接着会发给国外同行，请他们再提意见。对于特别突出的研究成果，会主动联系国际权威期刊的编委帮忙提点。
王源超说，“作为带头人，我要做的就是带领我的队员们在‘Right Way’（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不然，团队越大，资源的浪费就越大”。